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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镕基答記者問

朱镕基答記者問

2011“書香羊城”10本好書之一

I S B N :9787010081618 作    者: 朱镕基答記者問編輯組  出 版 社: 人民 出版時間: 2014-09-01 版    次:初版 開    本:小16開 包    張:平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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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镕基答記者問》內容簡介

  本書內容豐富、翔實。朱镕基同志通過答問,解疑釋惑,有針對性地闡述了中國政府關于深化經濟體制改革、加強和改善宏觀調控、應對亞洲金融危機以及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擴大對外開放、發展與世界各國經貿合作等方面的方針政策,生動地反映了黨和國家不斷推進改革開放、建立并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促進國民經濟持續快速健康發展的歷史進程。

朱镕基答記者問》一書由人民出版社于2009年9月初出版。朱镕基同志擔任總理前后,以其清廉、反腐、博學與親民的個人魅力開展工作,贏得了無數國人的尊敬和愛戴。當面對危機的時候,更以大無畏的忘我精神展現出大國總理的風采,為國家贏得了世界的尊敬和理解。
《朱镕基答記者問》是國內面世的**部署名朱镕基的圖書,收錄了朱镕基同志在擔任國務院副總理、總理期間回答記者提問和在境外發表的部分演講。本書內容主要包括在九屆全國人大會議5次記者招待會上回答中外記者提問;在境外發表演講和答問;出訪期間接受香港記者隨行采訪,等等。其中朱镕基同志接受境外媒體采訪、在境外發表演講和答問的全文,是首次在國內公開發表。本書的出版,必將引起海內外各界的廣泛關注,形成巨大的社會影響。

《朱镕基答記者問》一書收錄了朱镕基同志在擔任國務院副總理、總理期間回答中外記者提問和在境外發表的部分演講。從時間跨度來說,從1993年至2003年長達10年之久。從內容上來說,全書分為“在全國人大會議記者招待會上回答中外記者提問”、“接受外國記者采訪”、“在境外的演講和答問”、“接受香港記者隨行采訪”四大部分,內容涉及經濟、政治、文化、社會、外交等各個領域。其中,朱镕基接受境外媒體采訪、在境外發表演講和答問的全文,是首次在國內公開發表。

本書從一個側面反映了1993年至2003年期間,黨和國家不斷推進改革開放偉大事業,實現政治、經濟、社會、文化各領域發展的歷史進程,其中很多思想和觀點是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的豐富和發展。

出席新聞發布會的中國人民大學新聞學院副院長喻國明說,《朱镕基答記者問》的內容是新的時代框架下的官民關系的一種生動體現。據悉,該書歷時兩年,經過二十余位編輯人員根據音像資料、文字記錄整理而成,共60篇,約36萬字,收入85幅照片。

《朱镕基答記者問》編輯推薦

  • 本書從一個側面反映了1993年至2003年期間,黨和國家不斷推進改革開放偉大事業,實現政治、經濟、社會、文化各領域發展的歷史進程,其中很多思想和觀點是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的豐富和發展。

  • 《朱镕基答記者問》目錄

    一、在全國人大會議記者招待會上回答中外記者提問
    在九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記者招待會上回答中外記者提問
    (1998年3月19日)
    在九屆全國人大二次會議記者招待會上回答中外記者提問
    (1999年3月15日)
    在九屆全國人大三次會議記者招待會上回答中外記者提問
    (2000年3月15日)
    在九屆全國人大四次會議記者招待會上回答中外記者提問
    (2001年3月15日)
    在九屆全國人大五次會議記者招待會上回答中外記者提問
    (2002年3月15日)
    二、接受外國記者采訪
    接受德國《商報》記者柴德立茲采訪
    (1993年5月6日)
    接受美國《商業周刊》記者采訪
    (1994年1月15日)
    接受保加利亞《言論報》記者采訪
    (1995年11月9日)
    接受烏拉圭《觀察家報》記者沙東采訪
    (1996年2月3 日)
    接受美國《華爾街日報》發行人康比德夫婦采訪-
    (1999年4月2日)
    接受加拿大《環球郵報》董事長兼發行人帕金森采訪
    (1999年4月2日)
    在與美國總統克林頓聯合舉行的記者招待會上回答記者提問
    (1999年4月8日)
    接受美國公共廣播電視公司(PBS)記者萊雷爾采訪
    (1999年4月9日)
    接受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CNN)記者伍德拉夫采訪
    (1999年4月13日)
    接受西班牙埃菲社社長貢薩洛采訪
    (2000年6月21日)
    接受日本經濟學家宮崎勇和日本廣播協會(NHK)
    主持人國谷裕子采訪
    (2000年9月21日)
    接受韓國中央日報社會長洪錫炫采訪
    (2000年9月21日)
    接受日本記者代表聯合采訪
    (2000年10月8日)
    接受東京廣播公司(TBS)采訪
    (2000年10月14日)
    在東京記者招待會上回答記者提問
    (2000年10月16日)
    接受哈薩克通訊社記者采訪
    (2001年8月30日)
    接受愛爾蘭《愛爾蘭時報》記者唐納荷采訪
    (2001年8月30日)
    接受比利時《自由比利時報》記者巴蓋采訪
    (2001年9月6日)
    接受德國電視一臺等三家媒體記者聯合采訪
    (2001年10月22日)
    接受俄羅斯俄通社一塔斯社北京分社社長基里洛夫采訪
    (2002年8月21日)
    三、在境外的演講和答問
    在香港:“21世紀中國經濟發展高級研討會”上的演講和答問
    (1997年9月22日)
    在美國七團體晚餐會上的演講和答問
    (1999年4月9日)
    在美國中部委員會午餐會上的演講和答問
    (1999年4月12日)
    在紐約經濟俱樂部晚宴上的演講和答問
    (1999年4月13日)
    在麻省理工學院的演講和答問
    (1999年4月14日)
    在菲律賓工商界午餐會上的演講和答問
    (1999年11月27 日)
    在“新加坡講座”上的演講和答問
    (1999年11月30日)
    在意大利工業家聯合會的演講和答問
    (2000年7月6日)
    在歐洲工業和雇主聯合會與比利時雇主協會酒會上的演講和答問
    (2000年7月11日)
    在巴基斯坦工商界午餐會上的演講和答問
    (2001年5月12日)
    在愛爾蘭工商界早餐會上的演講和答問
    (2001年9月4日)
    在俄羅斯工商科技界午餐會上的演講和答問
    (2001年9月10日)
    在土耳其伊斯坦布爾工商界午餐會上的演講和答問
    (2002年4月19日)
    在埃及開羅工商界午餐會上的演講和答問
    (2002年4月21日)
    在法國工商界歡迎會上的演講和答問
    (2002年9月27日)
    四、接受香港記者境外隨行采訪
    在英國談中英關系等問題
    (1998年3月31日至4月1日)
    在美國談同顧毓先生見面的情況
    (1999年4月9日)
    在新加坡談住房制度改革問題
    (1999年12月1日)
    在比利時談中歐合作和美國導彈防御系統等問題
    (2000年7月10日至12日)
    在日本談中日合作等問題
    (2000年10月16日)
    在韓國談打擊國際犯罪和金融危機等問題
    (2000年10月18日至22日)
    在新加坡談“10+3”、“10+1”和中國證券市場等問題
    (2000年11月23日至25日)
    在斯里蘭卡談中國加入世貿組織等問題
    (2001年5月18日)
    在泰國談亞洲經濟和中國西部大開發等問題
    (2001年5月19日至21日)
    在愛爾蘭談中國經濟等問題
    (2001年9月3日至4日)
    在文萊談中國與東盟的合作等問題
    (2001年11月4日至6日)
    在孟加拉國談中孟合作等問題
    (2002年1月11日至12日)
    在印度談中印關系等問題
    (2002年1月14日至18日)
    在土耳其談中土經貿關系等問題
    (2002年4月15日至18日)
    在埃及談中國經濟形勢和中國企業“走出去”等問題
    (2002年4月20日至22日)
    在肯尼亞談中肯合作和環境保護等問題
    (2002年4月24日至26日)
    在南非談可持續發展和加入世貿組織對中國的影響等問題
    (2002年8月31日至9月6日)
    在丹麥談亞歐領導人會議等問題
    (2002年9月23日至25日)
    在法國談吸引海外人才等問題
    (2002年9月28日)
    在束埔寨談建設中國一東盟自由貿易區等問題
    (2002年11月2日至3日) 一、在全國人大會議記者招待會上回答中外記者提問
    在九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記者招待會上回答中外記者提問
    (1998年3月19日)
    在九屆全國人大二次會議記者招待會上回答中外記者提問
    (1999年3月15日)
    在九屆全國人大三次會議記者招待會上回答中外記者提問
    (2000年3月15日)
    在九屆全國人大四次會議記者招待會上回答中外記者提問
    (2001年3月15日)
    在九屆全國人大五次會議記者招待會上回答中外記者提問
    (2002年3月15日)
    二、接受外國記者采訪
    接受德國《商報》記者柴德立茲采訪
    (1993年5月6日)
    接受美國《商業周刊》記者采訪
    (1994年1月15日)
    接受保加利亞《言論報》記者采訪
    (1995年11月9日)
    接受烏拉圭《觀察家報》記者沙東采訪
    (1996年2月3 日)
    接受美國《華爾街日報》發行人康比德夫婦采訪-
    (1999年4月2日)
    接受加拿大《環球郵報》董事長兼發行人帕金森采訪
    (1999年4月2日)
    在與美國總統克林頓聯合舉行的記者招待會上回答記者提問
    (1999年4月8日)
    接受美國公共廣播電視公司(PBS)記者萊雷爾采訪
    (1999年4月9日)
    接受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CNN)記者伍德拉夫采訪
    (1999年4月13日)
    接受西班牙埃菲社社長貢薩洛采訪
    (2000年6月21日)
    接受日本經濟學家宮崎勇和日本廣播協會(NHK)
    主持人國谷裕子采訪
    (2000年9月21日)
    接受韓國中央日報社會長洪錫炫采訪
    (2000年9月21日)
    接受日本記者代表聯合采訪
    (2000年10月8日)
    接受東京廣播公司(TBS)采訪
    (2000年10月14日)
    在東京記者招待會上回答記者提問
    (2000年10月16日)
    接受哈薩克通訊社記者采訪
    (2001年8月30日)
    接受愛爾蘭《愛爾蘭時報》記者唐納荷采訪
    (2001年8月30日)
    接受比利時《自由比利時報》記者巴蓋采訪
    (2001年9月6日)
    接受德國電視一臺等三家媒體記者聯合采訪
    (2001年10月22日)
    接受俄羅斯俄通社一塔斯社北京分社社長基里洛夫采訪
    (2002年8月21日)
    三、在境外的演講和答問
    在香港:“21世紀中國經濟發展高級研討會”上的演講和答問
    (1997年9月22日)
    在美國七團體晚餐會上的演講和答問
    (1999年4月9日)
    在美國中部委員會午餐會上的演講和答問
    (1999年4月12日)
    在紐約經濟俱樂部晚宴上的演講和答問
    (1999年4月13日)
    在麻省理工學院的演講和答問
    (1999年4月14日)
    在菲律賓工商界午餐會上的演講和答問
    (1999年11月27 日)
    在“新加坡講座”上的演講和答問
    (1999年11月30日)
    在意大利工業家聯合會的演講和答問
    (2000年7月6日)
    在歐洲工業和雇主聯合會與比利時雇主協會酒會上的演講和答問
    (2000年7月11日)
    在巴基斯坦工商界午餐會上的演講和答問
    (2001年5月12日)
    在愛爾蘭工商界早餐會上的演講和答問
    (2001年9月4日)
    在俄羅斯工商科技界午餐會上的演講和答問
    (2001年9月10日)
    在土耳其伊斯坦布爾工商界午餐會上的演講和答問
    (2002年4月19日)
    在埃及開羅工商界午餐會上的演講和答問
    (2002年4月21日)
    在法國工商界歡迎會上的演講和答問
    (2002年9月27日)
    四、接受香港記者境外隨行采訪
    在英國談中英關系等問題
    (1998年3月31日至4月1日)
    在美國談同顧毓先生見面的情況
    (1999年4月9日)
    在新加坡談住房制度改革問題
    (1999年12月1日)
    在比利時談中歐合作和美國導彈防御系統等問題
    (2000年7月10日至12日)
    在日本談中日合作等問題
    (2000年10月16日)
    在韓國談打擊國際犯罪和金融危機等問題
    (2000年10月18日至22日)
    在新加坡談“10+3”、“10+1”和中國證券市場等問題
    (2000年11月23日至25日)
    在斯里蘭卡談中國加入世貿組織等問題
    (2001年5月18日)
    在泰國談亞洲經濟和中國西部大開發等問題
    (2001年5月19日至21日)
    在愛爾蘭談中國經濟等問題
    (2001年9月3日至4日)
    在文萊談中國與東盟的合作等問題
    (2001年11月4日至6日)
    在孟加拉國談中孟合作等問題
    (2002年1月11日至12日)
    在印度談中印關系等問題
    (2002年1月14日至18日)
    在土耳其談中土經貿關系等問題
    (2002年4月15日至18日)
    在埃及談中國經濟形勢和中國企業“走出去”等問題
    (2002年4月20日至22日)
    在肯尼亞談中肯合作和環境保護等問題
    (2002年4月24日至26日)
    在南非談可持續發展和加入世貿組織對中國的影響等問題
    (2002年8月31日至9月6日)
    在丹麥談亞歐領導人會議等問題
    (2002年9月23日至25日)
    在法國談吸引海外人才等問題
    (2002年9月28日)
    在束埔寨談建設中國一東盟自由貿易區等問題
    (2002年11月2日至3日)

    《朱镕基答記者問》試閱

    在麻省理工學院的演講和答問(1999年4月14日)

    校長先生,女士們,先生們:我衷心地感謝校長先生邀請我到MIT(麻省理工學院)來,使我能夠有機會會見這么多有學問的教授和學者,包括來自我的母校清華大學的校友。昨天在紐約,我的好朋友達克特克森杰告訴我:“你是第二個有勇氣到MIT去作演講的國家領導人。”我確實沒有這個勇氣,特別是要作學術演講。我1947年在清華大學學習的時候,清華被稱為“中國的MIT”,我所學習的教科書大部分都是從MIT來的,我當時就憧憬有一天能夠到MIT來學習,而且拿一個學位。但是,如果我要得到一個學位的話,一定要經過學習、考試、答辯。但是我70歲了,已經做不到了,看樣子我這一輩子也拿不到你們的學位了。

    中美兩國目前的貿易逆差,并不是單純有利于中國,也大大地有利于美國

    我今天要講的問題是中美關系。中美關系的歷史是一個風風雨雨的歷史,但是,我想中美保持友好合作關系是符合兩國人民利益的,是符合世界人民利益的,既是美國的共和黨和民主黨兩黨一致的政策,也是中國三代領導人所一貫堅持的政策。今天,當中美關系出現某些困難和問題的時候,我愿意到這個地方來,就中美關系的問題給美國人民消一消氣。怎么叫做消氣呢?就是我要來說明真相,說明事實,取得雙方的共識。

    在中美關系方面,很多問題,在我訪問美國的中間,我已經講了多次了,比方說人權問題、1989年的政治風波、達賴喇嘛、TMD(戰區導彈防御系統)、科索沃問題等等,我想你們都聽厭了,我不準備再在這里講這些問題。我講一個你們關心的問題,就是中美貿易逆差的問題。

    我想這個問題是美國各界人士都關心的問題,關于這個問題我個人做了一點小小的研究,當然,這跟你們諾貝爾獎金獲得者和各位教授們比起來,那是班門弄斧。但是,我想說明這樣幾個觀點:

    第一,中美貿易逆差是被大大地夸大了。根據美國方面的數字,中美貿易逆差是569億美元,而中國方面的數字是211億美元,非常大的差距。我不想評論哪一個數字更加準確,你們美國斯坦福大學的一個教授,叫劉遵義,他做了很深入的研究,認為這兩個數字都是不準確的。其原因就是,這些數字在計算進口的時候包括了運費和保險費,而在計算出口的時候沒有包括這些;同時,也沒有考慮到中美貿易很大一部分是通過香港轉口的,在香港的附加值、增值是達到很高程度的;而且,也沒有考慮到對中國的走私。根據這些因素,把它加以修正以后,按照這位教授的估計,中美貿易的逆差是365億美元。由于美國還有大量向中國的服務性出口,單講貨物進出口逆差只有350億美元。我現在不去評論這個數字的準確性,但是我很尊重這位學者做了大量的研究,有大量的數據作為根據。

    這是我的第一個觀點,就是說,不要把這個中美貿易逆差看得太嚴重了。老實說,美國的全部貿易逆差去年只有1690億美元,加上其他方面,總的逆差不超過2000億美元,僅僅相當于你們國內生產總值的2%多一點點。在其他國家,這是很平常的,加拿大多年以來的貿易逆差就超過2%。這不是一個很嚴重的問題,對美國來講,這是一個很小的問題。

    第二,中國對美國的出口,絕大部分是勞動密集型的、低附加值的消費品或者是資源性的產品。這些產品在15年以前你們就停止生產了,因此這種進口跟你們美國的產業是沒有競爭的,是有利于你們的經濟結構調整的,是有利于你們發展高技術產業的,這使你們變成了當今世界上最強大的國家。這些消費性的產品在美國是找不到人來生產的,如果你們停止從中國進口這些產品,或者從別的國家來進口這些產品的話,美國的普通老百姓要為此多付出200億美元。這個數字我是根據世界銀行報告提供的數據來推算的。1998年,如果不從中國進口這些消費品,而從別的國家進口的話,你們在座的諸位都要從口袋里多拿些錢出來,也許通貨膨脹就會比現在要高一點了。

    第三,中國向美國出口的絕大部分,可以說70%以上是加工貿易。什么叫“加工貿易”呢?就是外國投資的企業包括美國的企業在中國內地設廠去加工和裝配從外國進口的原材料和零部件,然后出口到美國來。這些原材料、零部件的進口,主要是來自于日本、韓國、新加坡及中國臺灣地區、香港地區,在中國內地的增值部分是微乎其微的。也就是說,中國內地向美國的出口,實際上是我上面講的那些國家和地區向美國出口的轉移。以前,你們這些消費品都是從我剛才列舉的國家和地區進口的,但是它們的勞動力成本很高,現在它們已經不生產這些東西了,因此,它們把原材料、零部件轉移到中國內地,用內地的勞動力生產出產品,然后再出口到美國來。所以,你們美國對這些國家和地區的貿易逆差減少了,但是對中國的貿易逆差增加了,加起來都是一樣的。我在1987年擔任國家經濟委員會常務副主任的時候,對這個問題就作過調查。我調查了出口到美國的運動鞋,“耐克”、“阿迪達斯”、“銳步”等等這些名牌鞋在中國生產,出口到美國來。因為這些工廠大多設在中國沿海的福建省,我在福建省做了調查。當時每雙運動鞋的出廠價20美元,在美國的零售價120美元。這20美元給中國工人留下的就是2美元,但是它可以養活兩個工人———我是拿全年來講。其他的原材料,有的是日本來的,有的是美國來的。其中主要的氣墊就值2美元,是從美國來的,這也許是個專利。所以很清楚,這種勞動密集型的產品,你們美國不會去生產,從別的國家買是很貴的,只能夠從中國進口,價廉物美,對美國人民是有好處的,對我們中國也有好處,因為我們一些勞動力可以得到就業。但是,其中大部分的價值都是別的國家或地區對美國出口的價值的轉移。我很贊成你們MIT一位有名的教授叫做保羅·克魯格曼先生的觀點,他的文章很有見解,我經常看。保羅·克魯格曼先生得出一個結論來,中國這是雙順差,在經常項目是順差,在資本項目我們也是順差。我們1466億美元的外匯儲備,一大半,絕大部分是買了美國的國債。這種雙順差是中國經濟的弱點,我同意他這個觀點。我們要調整我們的經濟結構。

    我以上這三個論點旨在說明,中美兩國目前的貿易逆差,并不是單純有利于中國,也大大地有利于美國。當然,我不是說不要改善這個貿易平衡,中國將盡其所能地來改善中美貿易的平衡。

    中國不是美國潛在的對手,更不是你們的敵人,而是你們可以信賴的朋友

    我預言,目前美國上下怒氣沖沖地談論的中美貿易逆差問題,也許過了幾年以后,我們在中國也要談論一番了,不過那個時候很可能中國是逆差,我們也要怒氣沖沖。

    我補充一句,我是講我們的人民將要怒氣沖沖,我是不會怒氣沖沖的。因為,我認為只要能夠引進技術,改善我們的管理,這種貿易逆差將是一種“愉快的負擔”,從長期來說對中國發展是有利的。但是,這不完全決定于中國,目前首先是要美國方面真正做到它所倡導的自由貿易。美國現在對中國的出口,限制得太嚴了。因此,我覺得關鍵是我們要認識到中美關系的重要性,它的戰略的重要性。中國不是你們潛在的對手,更不是你們的敵人,而是你們可以信賴的朋友。

    中日兩國應該“以史為鑒,面向未來”

    接受東京廣播公司(TBS)采訪(2000年10月14日)

    筑紫哲也(TBS新聞節目主持人):今天出席我們對話節目的嘉賓是來自鄰國的朱镕基總理。這樣的節目在兩年前第一次嘗試,出席嘉賓是美國的克林頓總統。這回是第二次。首先請總理講話。

    朱镕基:我應邀訪問日本的背景是,1998年江澤民主席訪問了日本,同已故的小淵惠三首相發表了《中日聯合宣言》,確定了中日兩國面向21世紀,建立致力于和平與發展的友好合作伙伴關系。從那個時候以來,中日兩國關系的主流是非常好的,但是也不是說沒有問題。在日本國內,有一些對中國的疑慮、擔心,甚至于認為中國構成了對日本的“威脅”。同時在中國,覺得在歷史問題、臺灣問題和安全問題等方面,日本有一些言論傷害了中國人民的感情。我就是在這個時候來到日本,希望能夠做一些增信釋疑、推動合作的工作。當然,這種工作不僅是兩國政府的事情,而且需要兩國人民的直接對話。所以,我非常珍視今天晚上和日本人民的直接對話。我想,中日雙方都很重視這次對話。不久前,日本執政三黨的干事長訪問中國。自民黨干事長野中廣務向我提出忠告:“屆時你無論如何要保持滿臉笑容,越是對你提尖銳的問題,你越是要笑。”這對我來說有點難度。我平常講話的時候,表情都是比較嚴肅的。今天我要努力去做,盡量保持笑容。希望朋友們不要覺得我笑得太勉強,更不要覺得我笑得太可怕。請多多關照。

    “為什么中國每個家庭只能有一個小孩?會不會寂寞?”

    筑紫哲也:按節目的慣例,請朱镕基總理先簡潔地回答幾個簡短的問題。下面是來自因特網和傳真的問題。

    (畫外音:千葉縣一位小學五年級學生問:“我們班只有20名同學,但把大家的意見統一起來不太容易,請問中國是怎樣把近13億人團結在一起的?”)

    朱镕基:我想,第一種方式就是法制的方式,中國有各級人民代表大會,他們的任務之一就是反映民意,監督政府;第二是中國除了中國共產黨以外,還有8個民主黨派,它們聯系不同的階層,經常反映來自民間的意見,也起到了監督政府的作用;第三,還有輿論的作用。我想,中國的輿論,特別是中國的電視臺在反映民意方面起了很好的作用。當然,我覺得我們還有做得不夠的地方,我們要繼續不斷地完善社會主義的民主和法制,要進一步反映民意、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

    筑紫哲也:一位小學五年級學生問:“為什么中國每個家庭只能有一個小孩?會不會寂寞?”

    朱镕基:中國鼓勵每一個家庭只生一個孩子,但是在農村,這個限制是比較寬的;特別是在少數民族地區,我們尊重他們的民族習慣,他們生養孩子是不受限制的。在城市里面,一個家庭只有一個孩子,我是有體會的。我只有一個外孫女,13歲,我覺得她確實感到很寂寞。可是我們也要想,如果一個12.5億人口的國家再無限制地生下去的話,那全球不都是中國人了嗎?

    筑紫哲也:聽說朱總理只怕勞安,她什么地方可怕?

    朱镕基:我根本不覺得她可怕,我覺得她可愛。

    筑紫哲也:假如勞安不在演播廳,你是否會做同樣的回答?

    朱镕基:當然,表里如一嘛。

    筑紫哲也:演播廳現場有100人,大阪分會場也有20人,歡迎提任何問題。

    一位年輕男子:總理講到自己的臉可怕,過去是否有吃過虧的地方?

    朱镕基:我吃了很多虧。我的一生中經受過很多的挫折,你很難想象。

    一位年輕女士:我喜歡京劇,正在學習。聽說朱總理也喜歡京劇,你喜歡京劇里的什么角色?

    朱镕基:我很高興你和我有同樣的愛好,我喜歡京劇里面所有的行當,但是我自己是學著唱“須生”。同時,我也喜歡拉胡琴。什么時候你去北京,我可以給你伴奏。

    “中國一再要求日本道歉,到底要道歉到什么時候?”

    筑紫哲也:中國和日本的關系并非沒有問題,現在講中日關系。

    佐古忠彥(TBS主持人):TBS最近關于“中國如何看日本”和“日本如何看中國”的輿論調查顯示:日本人最先想到的中國人是毛澤東、周恩來、鄧小平,中國人最先想到的日本人是山口百惠、東條英機、田中角榮。在問到相互的好感時,中國有48%的人對日本沒有好感,日本對中國沒有好感的人只有9%。

    朱镕基:當然,民意調查在一定的程度上是反映了一些人的意愿,但也不一定是很準確的,關鍵在于你所選擇的對象。人們在回答這個問題時又是從不同的角度,比方說對山口百惠,大家都很熟悉,因為她演的電影、電視劇在中國非常受歡迎;至于東條英機,當然我們中國人不能夠忘記戰爭所帶來的傷害;那么田中先生對于中日的邦交正常化作出了很大的貢獻,中國人民確實不會忘記他。總之,我覺得我們現在應該以史為鑒,面向未來。不管過去發生了哪些令人遺憾的事情,或者令人悲痛的事情,我們都應該正視歷史,面向未來,為中日兩國人民今后世世代代友好下去盡我們這一代人的努力。

    一位女學生:我叫大澤,正在學習漢語。想到歷史問題,有一個中國朋友說過,中國人要努力忘記歷史,日本人要努力不忘記歷史。你對此有何看法?

    朱镕基:任何人都不應該忘記歷史,忘記歷史就是背叛。大家應該正視歷史,當然也應該面向未來。吸取歷史的教訓,避免錯誤的重犯,這對中日兩國人民尤其重要。對于當前出現的這樣一種傾向,就是要隱瞞或者是淡化,甚至于篡改歷史的傾向,我們認為是不正確的。這沒有一點好處,不能夠使人民從歷史里吸取教訓,來更好地創造未來。所以我們要做一些提醒,這些提醒絕對不是要傷害某國人民的感情,而是我們希望大家共同地吸取歷史的教訓,使中日兩國人民能夠世世代代友好下去。

    筑紫哲也:我們為這個節目從全國搜集意見,包括歷史問題。一個51歲男子對過去戰爭中的殘酷有贖罪感,但中國一再要求日本道歉,到底要道歉到什么時候?

    朱镕基:我這一次就沒有要求日本人民道歉。我想提醒一點,就是在日本的所有的正式文件里面,從來沒有向中國人民道歉過。當然在1995年,村山富市先生,當時的首相,籠統地向亞洲人民表示過歉意。但是,日本在所有的正式文件里面都沒有向中國人民道過歉。因此,不能說中國沒完沒了地要求日本道歉,沒有!道歉不道歉是你們自己的事情,但是我們希望你們考慮這個問題。

    “你認為自己踩了‘地雷陣’嗎?”

    筑紫哲也:總理大刀闊斧地推行改革,被人威脅。據說,你有過四次險遭暗殺的經歷,祖先的墳墓也被炸了。你自己也說過走在“地雷陣”上,聽說還準備了棺材,是嗎?

    朱镕基:關于我有種種傳聞,或者說傳奇。我知道目前為止,至少有11本關于我的書,我沒有時間去看。它們究竟說了一些什么,我不知道,我也不想去看這些東西。關于這個問題,我覺得不值得一談。

    筑紫哲也:你認為自己踩了“地雷陣”嗎?

    朱镕基:我在就任總理的時候,曾在記者招待會上面講過這樣的話:“不管前面是地雷陣還是萬丈深淵,我都將一往無前……”。我沒有說我已經踩在“地雷”上,沒有。這是表示一種決心。

    一位女大學生:我正在學中文,聽說中國人都喜歡唱歌。總理最喜歡什么歌?能不能唱一段?

    朱镕基:我最喜歡的是中國的國歌。如果我現在要唱的話,你們都得起立,我想我還是不唱了。

    筑紫哲也:聽說總理是一位京胡名家。這是京胡,你也會拉?

    朱镕基:略知一二。

    筑紫哲也:可以表演嗎?

    朱镕基:我如果要拉的話,那一位女士就應該唱。我想,如果你們不喜歡京劇的話,你聽我拉胡琴一定覺得很難聽的,好像殺豬一樣。但是應你們的要求,我就獻丑了。

    (朱镕基總理現場拉了一段京劇的過門兒,全場鼓掌———編者注)

    筑紫哲也:今天本沒有計劃讓總理表演京胡,十分高興。已經超過了一些時間,最后一個問題是,和市民對話與和官員對話有什么不同?

    朱镕基:這是兩種不同的對話。比方說跟政府官員的對話是唱京劇,那么和市民的對話就是演歌舞伎,我很難說哪個更有趣,但是我很愿意跟日本人民直接地接觸和對話。我很感謝今天諸位對我非常禮貌,非常客氣,謝謝大家。


    “我們要民主,我們也要法制”

    接受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CNN)記者伍德拉夫采訪(1999年4月13日)

    伍德拉夫:朱總理,感謝你接受我們的采訪。在你訪問美國之前,你說自己是一個普通的中國人,但脾氣不好。我的第一個問題是,這次就世貿組織問題沒有達成協議,你現在是不是想發脾氣?

    朱镕基:我在美國不但沒有發脾氣,而且還始終保持著笑臉。我不認為關于中國加入世貿組織的會談是不成功的。克林頓總統和我簽署了一個聯合聲明,在聲明中,美國明確表示堅決支持中國在1999年加入世界貿易組織。我認為我們的工作現在處于最后階段,通過我們的共同努力一定能夠達成協議。

    伍德拉夫:克林頓總統談到同中國保持接觸的重要性。你是否認為兩國保持接觸是重要的?

    朱镕基:你說的“接觸”,我們稱之為中美“友好合作關系”。我認為,同中國建立友好合作關系,是貴國共和黨和民主黨兩黨的一貫政策。我感到,我們現在正進入一個新的階段,這一階段不僅符合我們兩國的利益,而且符合全世界的利益。從中方來說,如果我們回頭看,毛主席、周總理、鄧小平先生和現在的江澤民主席,三代領導人都支持這一政策。所以,我認為你們所說的“接觸”是正確的途徑;所謂的“遏制”,甚至某些人所稱的“軟遏制”,是錯誤的途徑。

    “當經濟上更強大以后,中國能否容忍更多的不同政見?”

    伍德拉夫:大家也都知道,美中在具體問題上會有分歧。這些具體問題之一當然是人權。總理先生,你認為當經濟上更強大以后,中國能否容忍更多的不同政見?

    朱镕基:就人權來說,常常是中美雙方在有共同的概念的同時,在如何實施上有分歧,因為歸根結底,各國的情況不同;而且我認為,中國正在不斷地改善人權狀況。但同時,我們仍有很長的路要走;并且,我們必須繼續在這個方面改進。所以,我們愿意聽取外國朋友的意見。我們必須看到,我們有著2000年傳統觀念的負擔,這影響著我們人民的思想。而且,我們人民的教育水平是不能同美國相比的。

    近來,中國全國人大修改了我們的憲法,增加了一項修正案,要依法治國。這表明中國想建立一個完整的司法制度,建立一個法治的國家,但這不是容易辦成的事情。我們缺少大量合格的人才。目前,我們非常缺乏法官和律師。你們美國有這么多律師,我們卻很少。

    伍德拉夫:我們派一些人給你們。

    朱镕基:我們正在培養這些方面的人才,但這需要時間,不可能一夜之間就培養出來。所以,當你們表示對中國改善人權狀況的關切時,要知道,在希望改善人權狀況方面,我們比你們要著急得多。經濟改革肯定要帶來政治改革,你應該看到我們已經在進行一些政治改革了,比如我剛才提到的憲法修正案,它正指導我們依法治國。我們的憲法規定,人民有言論和集會的自由。當然,一個大前提是,不能做任何損害公共財物和公共利益的事情。我們將繼續朝這個方向努力。我們承認,我們在人權領域有不足;但同時我們也要說,中國人民正在享受歷史上最好的人權。

    伍德拉夫:有個問題是關于你自己的經歷。你曾兩次被下放,我知道你在養豬場干了很多年,從事的是重體力勞動。你的經歷是否告訴你,中國不怕不同政見?

    朱镕基:我不認為我個人經歷的細節值得在這里討論,但我認為,如果你注意觀察,你會發現,我們的領導人都有類似的個人經歷。我們年輕時都為民主而斗爭,為我們國家的自由、獨立和解放而斗爭。不可想象,我們這些畢生為改善中國人民的人權狀況而斗爭的人會去侵犯中國人民的人權。問題是我們的工作做得好不好。我們只能努力工作,把工作做得更好。

    “60年之后,中國仍然是社會主義國家嗎?”

    伍德拉夫:提個關于貴國的問題。你希望中國發展成什么樣子?你認為40年、50年、60年之后,中國會是什么樣的國家?仍然是社會主義國家嗎?你看中國在政治上和經濟上會如何發展?

    朱镕基:我認為,再過四五十年甚至60年以后,中國將會發展起來。但即便在那時,中國也不會超過美國,更不可能對美國構成什么威脅。中國只會成為美國的朋友,很可能是美國的大市場。中國的政治體制改革將繼續下去,但我們仍將保持社會主義。我們的經濟體制將繼續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因為只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才能使我們避免經濟危機。當然,美國有許多東西值得我們學習,你們現在的經濟增長期是美國歷史上最長的。

    伍德拉夫:永遠是社會主義?

    朱镕基:永遠是,但我說的社會主義帶有中國特色。

    伍德拉夫:中國對民主有什么害怕的嗎?

    朱镕基:我為民主奮斗了一輩子,因此,我覺得民主沒有什么可怕的。我們要民主,我們也要法制,所以,在要求民主時不能違法。民主與法制應該同時發展。

    伍德拉夫:我還沒有問你此次訪問中你最喜歡哪個城市,以免在它們之間引起競爭。

    朱镕基:我喜歡所有的城市。

    伍德拉夫:你說話很像一位外交家。謝謝。

    朱镕基: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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